政协委员陈锡文12日就城镇化问题发表意见，认为农村建设用地应自由入市的建议，并非真替农民着想，而是有人想在农村有第二套房。他指出，不是农民把家乡的房子卖掉，进城就可以当城里人，“那一定是上了大当，一个农民一个家庭真正挪到城里，没有三四代做不到。”

　　推进城镇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由途径，其根本目的是在发展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前提下，实行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然而，必须正视的是，过去一些地方的城镇化，演变成了“地产化”、甚至“楼市化”。特别是，一些县级政府受“土地财政”的驱使，打着推进城镇化和统筹城乡发展的旗号，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大量侵占农业用地，不惜驱赶农民“洗脚上楼”，当无地可耕的“楼主”。这显然与中央精神背道而驰。

　　由此，不得不提及此前在山东诸城等地轰轰烈烈开展的“建农村社区”运动，大规模地对农村进行城市化改造。对农村进行城市化改造，如果是为了集约耕地，更好地发展农业生产，是值得肯定的。但现实情况却是，山东诸城等地并非是为农民“造地”，而是借建农村社区之名，让农民交出宅基和耕地，给城里的工厂或开发商挪窝腾地。问题是，农民无福消受这别墅式的小洋楼，更过不惯这“洗脚上楼”的悠闲日子。

　　当农民“被城市化”之后，耕地离住地远了、农具无处放了，这些问题还可以克服，至少他们还有地可耕。关键是那些失地的农民，占了他们的耕地，就等于端了他们赖以生存的“饭碗”。一方面，给农民的征地补偿明显偏少，使他们无法利用补偿开辟新的的创业门路;另一方面，对农民的安置仅限于将他们“请”上洋楼，无法解决在城镇入户问题，也无法给他们提供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农民无地可耕，无工可做，难道让他们一家几口闲坐在小洋楼上喝西北风?

　　因此，推进新城镇化建设，不是简单的农民进城。首先应规避“非粮化”，莫让城镇化，成为房地产的又一个“出口”;在细化管理制度的同时，应防止农民“被城市化”。特别是，不能以侵占耕地，逼农民“洗脚上楼”，损害农民土地权益为代价。也就是说，不能盲目地拆迁占地，让更多农民一夜之间变成失地农民。毕竟，我国既是人口大国，也是农业大国，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需要更多新一代农民安心从事粮食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