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湖南石门被曝有副县长11名，随后，四川巴中市下辖的4个国家级贫困县再次被曝“超配县长”，其中以南江县有10位副县长为甚。“但这些都太少了，还是赫章牛啊！”有网友近日在天涯发帖说，贵州赫章县竟有12名副县长。记者调查后发现，12人中6人为挂职副县长。8月16日，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接受采访时表示，“挂职不能算实职”。（8月17日《羊城晚报》）

　　贫困县的12名副县长由此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干部配备膨胀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难免让人浮想联翩。尽管记者调查发现，12人中6人为挂职副县长。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说“挂职不能算实职”。但是国家级贫困县真的需要这么多副县长吗？挂职干部虽不占政府职数，工资由原单位发放，但是相应级别的人财物配备与福利待遇不可或缺。官员太多不仅造成机构膨胀、浪费公共资源、增加财政负担，而且容易造成官员职权交叉重叠、互相推诿扯皮的情况，降低政府工作效率。

　　如果地方擅自违规配备干部，上级整改起来或许不难，难的是挂职干部多由上级派出，美其名曰积累经验，培养能力。实则积累政绩资本，安排相应职位。当地政府即使不欢迎这么多挂职干部，也没有胆量拒绝上头的意思。

　　应该说，干部挂职，作为一种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和实践，在促进机关精简机构、交流人员、培养锻炼、招商引资、协调工作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对照贫困县拥有6名挂职副县长的现实。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干部挂职的利弊。挂职造成干部配备超标的情况并非一地独有的景观。由于干部挂职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念歪挂职干部“好经”的地方不在少数。陕西神木县曾取消了67名干部挂职资格就是典型例子。据调查，这些挂职干部，有的兼职取酬为个人谋私利，有的赋闲在家吃空饷。挂职干部过多过滥，折射出干部挂职制度的弊端，完善干部挂职制度势在必行。

　　首先，挂职干部派出单位与接收单位之间衔接管理存在制度空档。对于派出单位而言，人不在原单位，对挂职干部的管理难免粗疏。对挂职干部的考核评价除了依据其本人鉴定以外，往往只能根据接收单位提供的只言片语评价来认定，或者说通过派出单位偶然跟踪考察与干部挂职结束时的实地考察意见来评价。对接收单位而言，接收挂职干部或许不是出于本意，挂职干部工作关系又保留在原单位，考虑到干部挂职时间不长，一般不愿给他们分配具体工作。只要挂职干部不给单位添乱就谢天谢地。有的挂职干部俨然成了“挂名”干部。

　　另外，有的地方派出挂职干部并不是因为工作需要，而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由于公务员退出机制不完善，给富余干部一个比较体面的出路而已。从这个角度讲，贫困县出现6名挂职副县长并不难理解。

　　除了挂职干部人浮于事以外，由于挂职制度先天不足，挂职干部乱作为的情况也不在少数。与“驻京办”类似，中央、省市干部到基层挂职，基层官员挂职中央与省市，基本上就是招商引资、要资金要政策的代名词。还有的挂职干部甚至成了官商不分的红顶商人，滋生了权力寻租与腐败行为。国家行政学院龚维斌教授曾直言：“一些挂职干部徒有挂职的空名，成了拉关系、跑项目的联络员。”这不仅歪曲了干部挂职的本意，还造成了新的社会不公与权力腐败。

　　因此，透过副县长“泛滥成灾”，挂职干部满天飞的现实，检视干部挂职制度的缺陷，规范干部配备，很有必要。一方面，要完善挂职干部制度设计，落实挂职干部管理的衔接问题。避免挂职干部过多，人浮于事，造成干部配备超标，增加纳税人负担。也要防止对挂职干部管理粗放、考核不严，挂职干部徒有虚名，赋闲吃空饷。另一方面，干部挂职制度的现实意义值得审视。干部挂职到底是为了培养锻炼干部，促进人员交流，交换思想；还是为了镀金增加资历、分流富余人员，争夺资金、项目、政策？这个问题需要从制度层面正本清源。